案情:2011年2月21日晚上，黄某驾驶的新面包车与罗某驾驶的小轿车(搭乘刘某及其女友)会车时发生剐蹭，面包车车身部分油漆剐花。罗某与刘某的女友下车提议赔偿黄某100元损失，但刘某不同意，并辱骂黄某。黄某不服，与其争吵，刘某便从轿车后备厢拿出一把砍刀威胁，并打电话喊胡某等2人来帮忙，黄某也打电话喊陈某等3人来帮忙。刘某、胡某分别持砍刀向黄某砍去，黄某受伤后，奋力夺下胡某手中的砍刀，将胡某的头部砍伤。此时，黄某喊来的陈某等3人赶到现场，刘某等3人见状欲逃离。黄某、陈某等4人持竹竿将跑得较慢的胡某打伤，经法医鉴定:黄某全身多处刀伤，颅骨外板骨折，右拇指骨折，二处均构成轻伤;胡某左头顶皮肤裂伤，构成轻伤。

　　分歧意见:本案参与斗殴7人，但陈某等4人系非积极参加者，且未造成他人伤害后果，不应负刑事责任。而对于刘某、胡某、黄某如何定性，存在三种不同意见。第一种意见认为，刘某、胡某、黄某因车辆剐蹭的琐碎小事发生争吵，进而争强斗狠，纠集多人在公共场所殴打对方，造成二人轻伤的后果，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，涉嫌寻衅滋事罪。第二种意见认为，刘某、胡某、黄某因轻微交通事故经济赔偿纠纷引发互殴，规模不大，伤害对象特定，并没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，涉嫌故意伤害罪。第三种意见认为，刘某、黄某虽然事先只是争吵，并无斗殴准备，但随着事态发展，案情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刘某、黄某在公共场所纠集胡某、陈某等多人持械斗殴，砍伤他人，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共管理秩序，构成聚众斗殴罪。

　　评析: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。

　　首先，从双方斗殴的“有因性”与行为的“主动性”看，均不构成寻衅滋事罪。寻衅滋事罪有两个显著特征:一是案件起因的“无因性”，即一般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无缘无故挑衅滋事，随意辱骂、殴打他人，随意起哄闹事等，刑法第293条所列举规定的四种情形均体现了这一点。二是双方行为态度的“不对称性”。一般一方行为表现积极，主动攻击对方，给对方造成身心上的伤害;而另一方行为表现被动，或躲避或忍让等。本案中，案件起因是双方对车辆剐蹭赔偿问题意见不一致，进而引发争吵、打架，属于“事出有因”。同时，双方在争吵过程中，均没有躲避、退让，而是主动召集人员以增强力量进行对抗，从而想从气势上压住对方使其屈服。因此，本案对双方均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。

　　其次，从犯罪动机、手段和客体来看，宜认定刘某、胡某、黄某涉嫌聚众斗殴罪，而非故意伤害罪。第一，聚众斗殴罪一般具有斗殴动机明显、参与人数多等特点，同时双方事先通常都有一定的准备。而故意伤害罪一般具有故意侵害特定他人身体健康权利的特征。本案中双方动机均表现为结伙压制、暴力攻击、非法侵害殴打对方，从而使其服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除了伤害他人外还有逞能、争霸、报复的动机。第二，双方在争吵之初，并无聚众斗殴的目的和准备。但随着事态发展，双方临时起意，做好了人数上、工具上的准备，案情已发生质的变化。双方参与人数均在三人以上，准备了砍刀、竹竿等具有伤害力的器械。如果定故意伤害罪，则“持械斗殴”这一犯罪情节在定罪量刑中得不到体现;相反，“持械聚众斗殴”可以作为聚众斗殴罪的加重处罚情节量刑，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。同时，二人均构成轻伤，不存在转化为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罪的问题。第三，双方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恶劣。刘某所乘之车剐花了黄某的车，刘某不但不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，反而在公共场所持刀威胁、砍伤他人，既不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，也触犯了刑法;既侵害了他人人身权利，也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。而黄某在得不到赔偿的情况下，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或司法途径予以解决，却采用召集他人斗殴报复的非法、极端手段去解决，其行为也是为社会所不容、所禁止的。

　　最后，在量刑上要充分考虑各人的犯罪情节。刘某、胡某的犯罪动机更具有攻击性，而黄某的犯罪动机更具有防御性。本案中，司机罗某与刘某的女友本来已与黄某达成赔偿协议，且赔偿数额并不大，而作为搭乘者的刘某却不愿意，先是辱骂，后是拿出砍刀进行威胁，再后是打电话召集人员帮忙，其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;胡某赶来后也是与黄某争吵，进而拿刀砍人，其行为也具有较强的攻击性。黄某则是在自身受到威胁、感到势单力孤的情况下才召集人员帮忙的，所以其行为更具有防御性。刘某、胡某的犯罪工具更具伤害性。此外，刘某、胡某一方拿的是砍刀，而黄某一方用的是竹竿(其砍伤胡某的刀是从胡某手中夺来的)，显然砍刀更具有杀伤力，更具伤害性，其造成的后果可能更严重。而且，刘某、胡某一方的人先到，恃势先动手斗殴，情节更恶劣。因此，量刑上可以考虑给黄某从轻处罚。